持松法师年谱（下）(一)

1939年，民国28年，乙卯，46岁

1月14日，常惺法师示寂于上海宝隆医院，终年43岁，其法徒有秀奇、南亭、昙光。常惺法师的墓塔准备在江苏泰县城西南郊建造时，昙光等请持师为之写碑传，持师慨然应诺，写了《常惺法师传》一文。

时年，蒋维乔、李圆净诸居士，欲秉承刻经家徐蔚如居士的遗志，在徐已经出版的《华严经疏科文表解》的基础上，重刻《华严经》各疏，于是，同应慈法师一起共同发起组织华严疏钞编印会，应慈法师被推举为理事长，校勘出版全部华严经疏钞。

《华严经疏钞》是唐代清凉国师以毕生精力发挥80卷《华严经》要义的一部有名著作，但在刻印流传中错讹甚多。1912年间、徐蔚如居士曾与上梅佛教界人士蒋维乔、黄幼希等商量，决定重编《华严经疏钞》。1937年徐蔚如因病逝世，蒋维乔、黄幼希、李圆净等仍本其遗志，继续进行重编的准备工作。1939年春应慈法师到上海开办华严学院，宣讲60卷《华严经》，闻海上佛教界人士有重编《华严经疏钞》之议，极表赞同。经过与法度、蒋维乔、范古农、黄幼希、李圆净等五次商议，乃于1939年5月18日在上海成立《华严经疏钞》编印会。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推举应慈为理事长，朱超愿、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蒋维乔为副理事长，月晴、僧昙、关絅之、李耆卿、范古农、黄幼希、李圆净、费慧茂、孟望渠、钱重知、徐春荣等为常务理事。由黄幼希等主持编印会。会址设在上海威海卫路。其后，副理事长朱超愿离去，续推吴蕴斋任副理事长。同时推举俞寰澄、周瑞华、许圆照、李文启等担任常务理事。当时汇集了中、日、藏本及其他流通本共计l0多种，考订异同，补正缺失，至1941年冬，全稿编辑完成。后又议定分组募印办法，计划募印500部，每部40册。同时又将《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附入。1944年春，全书校印完成。重编的《华严经疏钞》，汇集古今中日《华严经疏钞》诸版本而校订之，恢复了清凉原本，对中国佛教古籍的整理作出了贡献，也对华严教义在近代的研究和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这项事业，对于徐蔚如来说，已经向往很久，为此也孜孜研习，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只可惜功未毕，就于1937年病故。

虽然对于华严的章疏持师未敢望成，但他还是对整个华严教义的脉络做了一次总结，撰成《华严宗教义始末记》拾卷三册。持师想，自唐译八十《华严》以后，各种疏钞、玄谈甚多，清凉国师之《华严文钞》又文广义繁，大凡学者心力有所不及，或不敢深入，或对《华严》之全经观境不能了然于心目，因此也无所解悟，更不能进入华严海会，实乃一大憾事。《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就对华严之四法界、六相、十玄门以及五教作了详尽的整理，并准确予以发挥说明，因而此篇论着成为近代研究华严宗的重要典籍之一，体现了持师在华严宗领域中的大家风范。

纵观以往禅门高僧，禅教并弘者居多，或谓之通宗通教，而尤以研究华严者为多，且各有着述留于后世。一者禅机成熟，思维敏捷，精力充沛，二者终日真性常恒，冥冥寂寂，必思有所事事，因而多兼涉教义。

如华严四祖澄观（即清凉国师）原律通南山及相部，禅通南北两宗，教则三论、涅般无不通晓，而尤重法藏之华严。五祖宗密曾言：“吾禅通南宗，教通华严，何其幸哉！”此亦即月霞法师、应慈老人、持师等所遵之道。

持师的《密教通关》四卷和《心经阐秘》一卷上海排印出版。

持师在入住圣仙寺时，他打算把在日本学到的唐密教理、事相，能写者全部写下来，以利后来学者，所以几年中，不少论着、纂注、疏解陆续写成，前后达四十余部、七十余册，各类仪轨、行法记三十余种。

1940年民国29年，庚辰，47岁

同持师刚从日本学密回来时的情景相比，密教的复兴也出现了曲折的历程，一是密教道场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持师在洪山宝通寺辛苦建立起来的法界宫毁于兵燹；二是密教界受到的非议也不少，从王弘愿以居士的身份传法，到持师在《密教通关》中提出密教胜于显教的观点；三是东密被藏密热所取代，自大勇转向入藏之后，国人便群趋藏密，藏密在内容上能包容唐密而较唐密更为圆备，特具唐密所缺的无上瑜伽部法，东来传法的藏密大师，又多学养深厚，具神通及修法灵验，故更具吸引力；四是国内局势动荡，特别是日本侵略中国，国内对于日本佛教的抵制。这些都造成了传承唐密的东密在中国一时的静寂，持师不失时机地在圣仙寺中着书立说，把密教从形式上的弘传变成从理论上的弘传，也是南天铁塔的后继的佳话。

是年，李圆净居士看到持师历年来的着述已经不少，还没有能够结集出版，担心将来会散失，于是就约了持师的众皈依弟子帮忙，化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把持师的文稿分成显、密二编，并加以校对后，由哈同夫人罗迦陵及姬觉弥居士捐资印行，集名为《师奘全集》，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发行。

1941年，民国30年，辛已，48岁

1月13日，朱将军卒于西安。朱将军年过七十岁以后，忽患肠鎽，上海各大医院因为看到他身老年衰，都未敢施行手术。其子侄辈，决定送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启行前，一切准备就绪。朱将军考虑到此次北上，存亡未卜，于是就到印光法师那里去作别，禀告所以。印公不许，责其不老实念佛。且教诲他说：“如能一心念佛，何至如此！” 朱将军素重师命，不敢有违，于是坚决不去北京，退还了已购车票。从此一心念佛。至第三日，肠鎽自溃，流出脓血一大碗，转危为安。于是念佛更加精进。临终前一日，召家人曰：“我一生写字，但家中无只字遗留。”嘱裁屏幅四张备用。家人以子桥精神欠佳，劝其从缓，子桥坚执不可。随将字屏写就，而起居如恒。翌晨餐后，就床趺坐，久而不出。家人视之，已离世矣。

其年，上海沦陷后，日伪当局闻悉持师为日本真言宗三院传人，德高望重，又精通日文，出于想在上海实施日式教化，侵华日军驻沪司令河田大佐让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出面，到圣仙寺邀请持师出任上海市佛教会会长一职，黄金荣遭持师严正拒绝，无功而返，河田看黄金荣出面也无济于事，不甘心，又派人到圣仙寺纠缠，对持师威逼利诱，持师称病坚拒，闭门不出，表现了持师崇高的民族气节。

有一天许华瀚不知其故，照常去拜见上师。持师看见他入室，有些担心，摆手叫他快走。许问上师为什么那么紧张，持师说日军要他出去做事，他宁死也不愿出去，叫许快走，不要再来。持师所担心的不是他自己的安危，而是关心他弟子不要因为他的缘故而发生什么不测。

日伪面对持师的凛然正气，纠缠了三个多月，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归。弟子们经过电话问讯，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才照常去看他。

由于持师长期伏案着述，食不定时，缺乏营养，也休息不够，所以，看上去形骸枯槁，面色苍白。敌伪时期，粮食遭控制，主食配给红糙籼米，还夹有杂沙，菜贩也难以进市。许华瀚看见持师行路乏力，心中不忍，坚持陪持师去医生那里检查拍片，经过医生诊断，说持师已患有胃下垂、肺结核、流火病毒感染等等疾病，腿部也多处感染。持师也不以为然。以后又看了很多次医生，每次总要催持师好几次他才肯去就诊，这是因为持师唯恐增加弟子等的经济负担，宁可忍受病苦，不愿也。每次打针服药，药瓶成了一大堆，其时，还没有抗结核病类药物出售，也无抗菌素，只有早期的磺胺类片剂。持师的胃痛，与饥饿也有关系。看到持师这样的情形，几个徒师兄弟作出安排，分工照顾持师，指定钱薇新、李海环二位弟子专门负责定制四季衣着和生活用品等，所有资费由师兄弟们量力分担，使持师能够生活安定，无忧无虑地过日子。

后来持师的两腿部都留下了数处七公分左右长的手术切口疤痕，弟子们见他走路飘飘然，有气无力，很是可怕。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从病魔中走出来？那是一颗圣洁、净化、慈悲之佛陀的心灵啊！那是爱国、爱教、爱护众生之悲誓愿力啊！

因国内不少缁素求要月霞法师法师的行实，持师作了《月霞法师法师传略》一文。

其时，兴福寺假圣仙寺举行了一次授记典礼，由苇乘和尚传法，法子有六人，其中老六为德悟。

1942年，民国31年，壬午，49岁

上海静安寺住持志汶示寂后，德悟以末代子孙派唯一合法嗣人继任了住持位。德悟既是苇乘的法徒，也是持师的法孙。

在志汶任期内，既无所建树，又曾以捐饷助军为名呈请出卖寺产而引起纠纷，兴讼不断，受到寺内外人众多方指责，留下许多后患。

在德悟继任的升座仪式上，当时的法藏寺、玉佛昌、护国寺等诸山长老，都光临参加了典礼，并有大醒、芝峰等贺联贺幛相赠，持师也亲笔书写了一幅贺联赠给德悟，联上书：

“既居其位当慎尔位；大有可为宜好自为。”

德悟继任后，革弊图新，转向佛学教育，注重佛学研究，曾举办数十次佛学讲座，分别礼请应慈、圆瑛、芝峰、丁福保、赵朴初、蒋竹庄等高僧、大德主讲，同时成立静安寺护法会，会同监院密迦整顿寺务，寺风顿有起色。

10月，弘一法师示寂于晋江温陵养老院，世寿六十三，僧腊二十四。虽然持师与他无缘见面，但素闻弘师因慨叹僧界之所以往往为世所诟病者，以不守戒律之故，乃发愿毕生精研戒法。初学有部之律，后则专弘南山律宗，操行至苦，恒跣足芒鞋，孑然一担，云游各处，讲经弘法。弘一之风尚，令持师十分崇仰。对于一代高僧的离去，持师悲不自胜，以极为真挚的感情和超众的文采写下了《悼弘一法师》一文并赋七绝三章。

1943年，民国32年，癸未，50岁

1月27日，欧阳竟无大师卒于江津之内学院。跟欧阳竟无大师一向意见相左的太虚法师写了一幅挽联，挽联倒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两人之间争鸣不息的历史：

“胜军论后有斯文，公已追踪先觉；

石埭门中空上座，我尤孤掌增哀。”

对于欧阳师的逝世，持师衷心悲痛，知遇之情常常激励持师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弘经着述。

自1922年以后，欧阳师与章太炎、陈三立等发起建立了“支那内学院”，自任院长，一时名流如吕澄、姚柏年、汤用彤、梁漱溟、梁启超、陈铭枢、王恩洋、黄树因等，皆入“内院”，拜投欧阳门下学习唯识。抗战中，“内院”迁至四川江津，至1952年停办，三十年间，先后入院学习者达数百人之多。欧阳师虽不专主一宗，自称“得佛法全体之统绪”，然立足点实在法相唯识。他十分重视佛典之整理考究，组织内院师生编刻了法相唯识要典、章疏百余卷，又精选重要经论，校刊订正，编成《藏要》三辑流通，至今尚为学界所重。欧阳渐气概雄毅，学风谨严，对佛教、佛学持独特主张，在当时佛教界形成了与太虚相轩轾的一派。欧阳师关于唯识学着述，有《唯识抉择谈》、《唯识研究次第》等三十余种。欧阳师弘法事业的得力助手和继承主持者是吕澄，他自1918年应欧阳师之邀协助筹办支那内学院起，数十年全力投身于佛学研究，先后任内院教务长、院长，通梵、巴、藏、英、日等文字，对佛学作了全面的研究，硕果累累，贡献重大，在法相唯识学方面有《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因明纲要》等着述，并从藏文译出唯识要典《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观所缘缘论会释》、《集量论释略抄》等。他承欧阳学统，独尊法相唯识学为纯正佛法，对中土台贤禅诸宗持否定态度。欧阳师门下弘扬唯识的居士，还有王恩洋、黄树因、黄忏华等。王恩洋于1929年在家乡四川南充创办“龟山书院”讲授佛、儒二学，1942年举办“东方文教研究院”授徒讲学，佛学方面以弘讲唯识为主，有《唯识通论》、《八识规矩颂释论》、《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因明入正理论疏》等唯识学专着。黄树因曾广搜藏文法相唯识典籍16种，又远赴印度搜集梵文佛典，准备翻译，不幸英年早逝。其胞兄黄忏华终身致力佛学研究，有《唯识学轮廓》等传世。曾游学于王恩洋所办龟山书院的唐仲容，数十年钻研佛学孜孜不倦，后在四川省佛学院讲授法相唯识学，常有论文发表于《法音》等佛刊。

许华瀚在家里也设立了佛坛，请上师来开光。持师并没有因为是在家中，而且人数不多就敷衍了事，他一样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地把仪式从头至尾做完。以后经常到许家去讲经，也宣讲得很详细。陈承辉、梁惠慈的家里先后也设了真言宗佛坛，持师也经常去他们家中讲经，对于弟子提出的要求，他从来都不会拒绝，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只要有问则详为解答，善心引导。

是年，有吕碧城居士去世，持师写《伤吕碧城居士之逝》以悼。

时人对吕碧城的评价，可以其父执樊樊山的几句话概括：“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