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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弟子们有时供养他的礼物，他不是推辞掉不接受，也就是转送给他人，或是交给库房，让大家一起一享受。他住的房间都是自己打扫，穿的衣服也都是自己洗，一直到79岁高龄还坚持这样做。有一次他在上海的太平寺，有一居士去拜访他，却见他在院子中自己洗衣服。在苏州报国寺时，真达和尚请他到灵岩山，已经替他备好了轿子，他却从上山到下山，始终拄杖步行，坚决不肯坐轿。法师一生都是如此，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摆一点架子。他自己就曾对人说过：“我不摆架子，也就不怕倒架子。”可见法师为人，有着很强的独立精神，决不肯徒受别人的恩惠，亦不肯以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负担，超然于物外。
印光法师注重实干，不虚张，在情势紧急需要自己的时候毅然前行。1931年，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边沦陷，全国民心激奋，纷纷要求抗日。1936年，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与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上海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法师出关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法师护国利生的心愿非常殷切，欣然允诺，并告诉不用汽车迎送，不请吃斋，不会客。圆瑛法师对此一一答应。法师以76岁高龄带一位侍者，自己来到上海，每日讲法两小时，听讲的人都非然欢喜地信受，讲经期满之日皈依的人达1000多人。法师听说抗战中绥远的灾情严重，把当时所收1000余人皈依求戒的香仪2900多元都全部捐出，并附上自己原存的1000多元，等法师讲经完毕回到苏州，众人在车站迎接，请法师上灵岩山上参观近年的景象，可是法师却先急着到报国寺把存折取出将赈款汇出。然后这才和众人一起登山观赏。1926年，长安经过兵灾以后，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法师就将印行《文钞》的款项3000元，托国人速速汇往赈济。法师总急人所急，对社会有所助益。1935年，陕西省大旱，法师听到消息后，马上取出存折，令人速汇1000元。汇完以后，令人查帐，发现折中所存仅百元，而报国寺的一切需用，都靠这点钱了，法师对此也不介意。法师把自己的这些行为与保护佛法连在一起，把救助人的实际苦难视为到普渡众生。法师曾说：“救灾即是普渡众生，亦是保护佛法。”其言词中爱国爱民之情，是何等的恳切。
法师对于佛法的理解，绝不脱离世间而虚妄谈佛。他启示弟子的是从“人乘”直达佛乘的一条学佛路线。在他的《文钞》中有这样几句话：“敦伦尽分，闲邪存诫，诸恶莫诈，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
印光法师注重实干，不虚张，在情势紧急需要自己的时候毅然前行。1931年，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边沦陷，全国民心激奋，纷纷要求抗日。1936年，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与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上海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法师出关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法师护国利生的心愿非常殷切，欣然允诺，并告诉不用汽车迎送，不请吃斋，不会客。圆瑛法师对此一一答应。法师以76岁高龄带一位侍者，自己来到上海，每日讲法两小时，听讲的人都非然欢喜地信受，讲经期满之日皈依的人达1000多人。法师听说抗战中绥远的灾情严重，把当时所收1000余人皈依求戒的香仪2900多元都全部捐出，并附上自己原存的1000多元，等法师讲经完毕回到苏州，众人在车站迎接，请法师上灵岩山上参观近年的景象，可是法师却先急着到报国寺把存折取出将赈款汇出。然后这才和众人一起登山观赏。1926年，长安经过兵灾以后，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法师就将印行《文钞》的款项3000元，托国人速速汇往赈济。法师总急人所急，对社会有所助益。1935年，陕西省大旱，法师听到消息后，马上取出存折，令人速汇1000元。汇完以后，令人查帐，发现折中所存仅百元，而报国寺的一切需用，都靠这点钱了，法师对此也不介意。法师把自己的这些行为与保护佛法连在一起，把救助人的实际苦难视为到普渡众生。法师曾说：“救灾即是普渡众生，亦是保护佛法。”其言词中爱国爱民之情，是何等的恳切。
法师对于佛法的理解，绝不脱离世间而虚妄谈佛。他启示弟子的是从“人乘”直达佛乘的一条学佛路线。在他的《文钞》中有这样几句话：“敦伦尽分，闲邪存诫，诸恶莫诈，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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